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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沙城将扩建为“伦敦人”还要建大本钟!

金沙网上官网日前宣布,计划翻新旗下金沙城中心成为“伦敦人”,并兴建伦敦最著名地标。

金沙集团主席萧登‧艾德森表示,翻新后的建筑将以伦敦为主题,设有当地着名地标。同时将扩建约17万平方米场地,增加酒店套房、零售购物、餐饮、娱乐及会展旅游的供应,瞄准中场及会展客群。

虽然目前仍未知“伦敦人”会加入什么元素,但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首席营运总裁Robert Goldstein于分析员会议称:“伦敦可以令人联想很多事情,包括巴士、英皇卫兵,也会有类似大本钟的建筑。”

据了解,改造工程将于2018年第二季开始,并预计2019年尾至2020年落成。整个扩建金沙城中心与四季酒店计划,料斥资逾11亿美元。

 

接下来就跟小编一同看看

澳门本年第三季度的博彩业数据资料吧~

 

“天鸽”台风影响 澳门博彩业仍乐观

 

受“天鸽”台风影响,澳门旅游业和博彩业受到严重冲击,8月入境旅客人数按年减少0.6%。而三季度博彩业毛收入按年增长21.8%,但较上季的增速21.9%略有下降。

数据显示,贵宾厅收入为2011年第3季以来最大,同比升幅35%。且占博彩业毛收入比率,上升至2015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57.74%。

 

永利澳门扭亏为盈 赚9千万美元

 

永利澳门公布今年第三季业绩,扭亏为盈获赚8999.5万美元,与去年第三季亏损860万大有升幅。

期内经营收益为11.53亿,按年增加68.85%。而第三季净收益是5974亿,较2016年同期升15.3%。

 

博彩业在影响众多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盈利

足以证明其蓬勃

台湾最近也想在金门设赌

是否获得大众支持呢

一起来看下文

金门博奕公投引关注 反对声激烈

 

近日台湾金门举办“博奕公投”一事引发争议。福建省台办表示,坚决反对金门设赌。

有媒体指出,依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管理办法》和《海峡两岸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都有明确规定,不得引导和组织旅行者参与涉及赌博等活动。金门一旦设赌,将对金门旅游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共富尊享!

在日本“出张”的中国女孩

今年是我在东京生活的第四年,我每日清晨带着整洁体面的外表出门,穿过一座座高楼大厦,做完一日的功课,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我那间不到15平的出租屋,像一只朝生暮死的蝴蝶。

我在东京住的出租屋在东南郊外,是中国人经营的一座两层高的单体建筑,里面分隔出20余间大大小小的屋子,住了30多人。租户也大都是中国人,有寿司店的手工劳动者、初到日本还在语言学校进行准备的“留学生”,以及在东京混迹多年的“出张女郎”。

我的舍友陶红就是一名“出张女郎”。

1

2014年年初,我搬入现在居住的宿舍,春节前夕过年的氛围已很浓厚,宿舍的大门、走廊里,到处张灯结彩。

我走进自己租住的那间屋子,一个挂在墙上的中国结随即映入眼帘,鲜红而精致,屋里的地毯上堆着一些瓜子、花生、糖果、零食,朝窗户望过去,还能看到一对喜庆的小金马。陶红就坐在窗户边,一边拿着剪刀和红纸做手工,一边对着电脑上的节目《我要上春晚》咯咯地笑。

陶红手上未完成的剪纸,是一匹小马的形状。剪纸的手艺,是陶红在少年时代学会的。陶红在东京做过许多职业,虽然已经30岁,但说话仍然嗲声嗲气,口音带着浓厚的港台腔。加上令人惊艳的相貌,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台湾人,后来才知道她来自福建。陶红并没有向我隐瞒她的工作,“出张”是从日文直译过来的隐晦叫法,更直白的称呼是“出差女”——意思是去男性客人家里提供性服务。

但整个春节期间,她都没有出去工作,按她的说法是,做她这一行很自由。

我们很快变得熟悉起来,那年腊月二十九,陶红带我去附近的超市采购年货,买了些面粉、猪肉、不少蔬菜,准备做饺子和家常的闽南菜。

那年中日关系紧张,大年三十那天,东京街头出现不少抗议游行的日本人。我在新闻上看到,国内有人打砸了日系车。而自己也是第一次在东京遇上游行,很担心会对我们这些住在出租屋里的中国人不利。

陶红却显得很淡定,她撩起窗帘,静静地看着窗外激奋的人群,嘴角勾着一抹讥讽的冷笑:“尽是些奇葩”。

我仍然不放心,起身检查门锁,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陶红:“你都不怕吗?”

她依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模样,说不怕什么,反正钱已经给家里寄过去了。我琢磨了一下,觉得她的话说得奇怪,只觉得她像是有故事,但因认识也不久,便没有细问。

到了晚上,我依然有些紧张,电脑里播放着热闹欢腾的《春晚倒计时》,我们则在屋子里默默地准备年夜饭。陶红掌勺,我打下手,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却一口气做了大约十个菜,红烧肉、宫保鸡丁、咖喱鸡块、青菜肉丸汤……桌上的东西不丰盛,哪像过年的气氛——这也是陶红的意思。

春晚开始了,我们举起日本清酒轻轻地碰杯,唱到《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陶红听得入了神,没有夹菜,也不讲话,只是眼神飘忽着,静静地听。歌曲结束一会儿,陶红才回过神来,轻轻地感叹着说,以前在国内时从来不看春晚,吃过年夜饭就回屋子待着,玩游戏,看小说,跟要好的朋友电话聊天。来了日本后,她每年的春晚都不会错过,只是不再跟以前的朋友联系了。

当她讲起这些时,原本暗淡的眼神像是被什么擦拭过,闪闪发光。

2

在日本这几年,陶红只回过一次家。

陶红的故乡在福建长平平塘村,留虞河从闽西的武夷山系发源,流经那里时,河面变得宽阔浩汤。

陶红是家里的长女,从她有记忆起,她的父亲就生活在船上。父亲是留虞河上的摆渡人,在远近方圆数十里内,那条渡船是跨过大河的唯一路径。在陶红之后,母亲又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原本在棉纺厂上班的女人被褫夺了工作,从此,陶红一家的生计都压在那艘摇晃的渡船上。

陶红上小学时,家里的渡船还只是一叶扁舟,系在一根横跨河面的坚韧铁索上。那时她学习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因此还得到不用做假期作业的“特权”。

在这些闲暇时间里,陶红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助手,在浊浪翻滚的河面上日日来回。父亲在船尾摇船,陶红在船头帮着母亲收钱,渡一人两毛。当她把一天收到的渡船费清点好交给父亲,父亲摸着她的头顶说,陶红算数好,比妈妈还聪明。

每日的收入装在一个小竹篮子里,到黄昏时分,金黄的夕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时,母亲就开始清点收入,将一张张褶皱的角票叠起来,算清数目,再分出一份,让陶红送去奶奶家——那里喂养着三个弟弟。

奶奶将男孩儿们奉若至宝,所以尚在襁褓弟弟们可以尽情享用这些辛苦的收入,陶红却从来无福沾光,只有偶尔得到的一点点母亲的恩惠,分得几毛钱,路过村头小店时,换来几块苹果味的硬糖。后来小店关门了,她很多年后还能回味起那种甜腻的水果糖味。

陶红是在全家人重男轻女的歧视里长大的:新年里,弟弟们买了新衣服,她却只能穿家族年长姐姐们留下的旧衣服;弟弟们跟着奶奶吃着好饭好菜,她却只能跟着父亲母亲在船上风餐露宿,以粗茶淡饭果腹。父母和奶奶一直讲,她是长女,理应为弟弟们作出牺牲,“我毕竟是大姐,多少要照顾着些,真的,我一直这么想的。”

初中时,陶红的学习成绩还很好,跟学校成绩排名第一的男生谈恋爱,到高中时,她的学习就渐渐跟不上了。几千人的学校,每个人都被纳入一个优胜劣汰的严酷体系,从快班到慢班,再到普通班,然后在普通班里平平庸庸。

成绩的下滑,让陶红失去了在家里仅存的尊严。母亲无数次地数落着陶红,说她表妹因为学习成绩下降,回到家里,直接跪地认错,她却从未跪过。

多年以后,陶红在东京郊外逼仄的出租屋里向我叹息:她当年并非不努力,而是实在力不从心。高中毕业时,班主任曾催促她回学校拿毕业证,陶红没去,也没有参加毕业合照。高中三年残酷的淘汰过程,让陶红像个被放逐的流民。

3

高中毕业后的陶红跟许多同乡一样,选择了出国打工。家里给陶红做了最后一笔投资,凑来5万元人民币,交了去日本的中介费和半年语言学校的学费,就这样,陶红开始在日本东京以留学的名义打工。

初到日本的陶红身上只剩下20万日元(相当于一万元人民币左右),她没有多少时间,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在东京,陶红吃的第一顿饭是从便利店买来的一小块面包,120日元,她在心里盘算着,这相当于人民币9块多。

在语言学校完成手续注册后,陶红立即开始找工作,按照前辈们提供的经验,她找了许多本《work part-time》,在上面找零工的消息,包括超市清洁员、传单派发员等,然后先请会日语的同学帮忙打电话预约面试,再自己背诵面试日常用语。

陶红已经记不得在最开始的十天里,自己面试过多少个工作,但没有收到一条录用的消息。她很快就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本就不多的钱很快就要花完:交了3个月的房租,办手机卡、交通卡,购买每天对她来说“昂贵”的食物。她想尽办法省吃俭用,每天宁愿饿着,也要等到过了晚上11点便利店的便当开始打半折后再去,然后对着超市的货架长久地出神,盘算买哪种方便面最合算。

即便日子过得辛酸,陶红总是能乐观地面对这些艰辛的生活,她调侃自己“太会过日子了”,是最适合当老婆的人,如果自己是个男人,一定会娶自己。当然,陶红后来确实嫁给了一个日本男人,但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故事。

如果没有想到那个“撞运气”的办法,陶红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日本活下来——办法很简单,就是厚着脸皮问。

那时候,她每天都去语言学校的自习室,上前去跟遇到的同学勉强地搭话,打听对方是否在打工,打工的店里是否还要人,是否可以帮忙介绍一下自己。终于,有一个学姐答应给陶红介绍工作,但要收取2万日元的介绍费,说,这是规矩。

那是一份时薪850日元的工作,为便当贴标签,不要求会日语,也不要需特殊的技能。因为便当务必保证新鲜,所以工作要从凌晨开始,老板并不和善,连工作时间上洗手间的时间都不能超过3分钟。

初春的春寒料峭,但工厂里却开着充足的冷气,陶红每天工作时都要裹着厚厚的棉衣,被冻僵的手指活动不灵便,有时贴出的标签不够美观,就会被老板狠批一顿。那时陶红还没有熟练掌握日语,只好使劲地弯腰道歉,只能反复说“对不起”。后来陶红的日语提高了些,她终于听懂老板口中骂骂咧咧的言辞,是“蠢货”之类的意思。

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是14号,11个排班,薪水一共是35200日元。兑现承诺给学姐2万中介费,陶红身上又只剩1万多日元。

做这份工作时,她能吃到的最好食物,是学着便当厂的老员工,趁老板不注意时,往嘴里塞进一块裹好配料的饭团,或者将一截香肠揣在怀里顺出车间。但这份工作的收入远远低于陶红的预期,即便省吃俭用,生活依然成问题。

她还需要更多的工作。

在东京,有不中国人开设的“黑工”介绍公司,收取一定费用后介绍进入工厂做简单的体力劳动。有段时间,陶红一共打了三份临时工:凌晨3点起在日本人的便当厂工作4个小时;上午回语言学校学习或者补觉,下午去便利店摆货,晚上在中华料理店工作到深夜,之后休息几个小时,再起床继续新一天的工作循环。

回忆起那段拼命的时光,陶红有时反而觉得很快乐,按照2009年时的汇率,她那时每天的收入就相当于八九百人民币,比她母亲一个月挣得还多。

“我是长女”,陶红一直强调着自己的这个家庭身份,这个给她带来的寄托和痛苦都同样强烈的东西。履行一个长女的责任,用更多的钱来证明自己对家庭的价值,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一直支撑着陶红在异国他乡拼命打工挣钱、还账、补贴家用。

4

在日本最初的一年里,陶红像一台疯狂的打工机器一样运转,然而,麻烦却不期而至。

由于将太多时间用在打工上,陶红在语言学校的出勤率和功课都出现了问题,在入境管理局办理签证续期时,语言学校拒绝给她提供全勤证明,她的银行存款也显示为“来源不明”(在日本续留学签证,需语言学校提供该生每日出勤率,同时核查该留学生银行账户流水记录)

所以,陶红一度即将被遣送回国。

在日本打工的福建老乡告诉陶红,如果想不被遣送,办法就是日本人假结婚。这是许多人都会走的一条捷径,若假结婚成功,则可以获得配偶签证,不再需要留学签证,打工的时间也不受限制——法律上,持留学签证的人一周打工时间不能超过28小时,这也是许多华人打工者选择黑工厂的原因,可以不受工时限制,工资现金结算,但比正常水平要低。

陶红没有选择。

办假结婚业务的仍然是东京当地的中国人,与陶红假结婚的对象叫渡边矢一郎,一名当地的建筑工人。

入境管理局为了防止假结婚,有非常细致的审查程序,比如会将二人分开审问,提出的问题包括每天的吃饭的时间、吃饭的菜品、丈夫内裤的颜色等。在此之外,还会有人专门去渡边租住的公寓附近探访,询问邻居各种问题。

最终,陶红与渡边的这场假结婚还是顺利通过了审查,在陶红拿到日本绿卡之前,它还将持续数年。他们在领取结婚证之前没有约过一次会,之后在一起居住一个月,陶红支付200万日元给对方——这些年她攒下的钱,几乎全都用来“买老公”了。

身份转换之后,陶红辞掉了之前的三份临时工,也不用再时常去学校刷课时。她扔掉了之前每天都会穿的牛仔裤,学习化妆,学着日本女孩穿成“卡哇伊”风格。同样是由老乡介绍,陶红进入居酒屋工作,从夜里6点到凌晨2点,时薪2000日元,工作内容是“两陪”:陪喝酒,陪聊天。

陶红为自己设计了新的规划:先努力挣更多的钱,最好再拿一张日本“绿卡”(外籍人士的永久居住证);同时,继续支持家里——当时陶红的三弟已经在上高中,成绩很好,她想的是,“三弟上大学也需要我支援一下”。

说到这些的时候,陶红的脸上依然充满严肃的担当感。在日语里,“干杯”不是将酒喝完的意思,加之陶红的酒量也不错,平时也能说爱笑,做起居酒屋的新工作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

后来被陶红叫做“渣男”的那位男朋友,就是她在居酒屋认识的。2010年,陶红一边保持着那份虚假的婚姻关系,一边跟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留学生谈起了恋爱。那个留学生是家中独子,父亲在景德镇开陶瓷厂。他是那种真正的留学生,不是假冒留学生的打工者。

陶红虽不是居酒屋的头牌,但长得很可爱,男孩开始主动追求她。虽然知道两个人不合适,爱玩夜店的男孩也不见得多好,未来两人一定不会长远,但是陶红漂泊的心还是落在了男孩身上。

陶红说,她对那个男孩是动过真情的。两人确定交往关系后,陶红就辞掉了居酒屋的工作,搬进了男孩租住的高级公寓。最初的日子,两人感情炽烈,如胶似漆,陶红只是偶尔才去便利店打工。

这段感情维持了半年多,在陶红意外怀孕之后戛然而止——男孩根本没有打算要孩子,而陶红只是一个跟日本人存在婚约、在居酒屋工作的女孩儿——她没有给我讲述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激烈的矛盾和争吵,以至于后来她要用“渣男”来形容这位她曾经以为值得依靠的男人。

在日本,任何形式的堕胎都是被禁止的,陶红再次找到了活跃在东京地下市场里的中国人,花了10万日元买了一颗堕胎药,卖药的人说,若是怀孕时间长,药物流产不便,还可以找台湾人在东京开的黑医院做堕胎手术。

陶红再也没有联系那位让她堕胎的男孩,她说自己从未有过借腹逼婚的想法,她是要脸的,只想靠自己。有时,陶红也会非常消颓地矢口否认曾经付出过感情:“嗯,我大概谁都不爱吧,包括我自己。”说话时,陶红将眉毛高高挑起,“活着,还要去爱,多累啊。”

说话时,陶红一脸漫不经心,用粉红色卷发棒做头发。

她又调整了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想赚够了钱,就回国买套房子“安定下来”。她开始拿着手上“金贵”的配偶签,在小春论坛(日本最大的在日华人论坛)上频繁地刷贴:陶红又向前迈了一步,正式成为了一名“出张”女孩儿。

翻开摆放在各个中国物产店门口的报纸时,上面就会有各种招聘“出张女孩”的信息,背后的含蕴不言而喻。陶红将自己理解成一件商品,而她的工作不过是一次一次普通的交易行为。

5

2014年过完年后,陶红又忙起来,即便待在家里,她也会化上精致的妆容,穿上可爱的衣服,同那个颓废的“干物女”(编者注:日本流行语,指对恋爱提不起劲,认为很多事情都很麻烦而凑合着过的女性)截然不同。到了晚上,会有车来接她出门,凌晨再送她回宿舍休息。陶红的作息时间几乎是颠倒的,昼伏夜出,而我白天需要上课。平日里,我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傍晚我放学后的一小段,偶尔也会一起做做饭,或者坐在一起吃便当。

陶红对我很照顾,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兼职,在她朋友开的中华料理店打工,她没按照“规矩”那样,向我收介绍费,只说让我发了薪水请她吃一顿就好。

我打听过陶红的收入,有工作时,每天大约收入3万日元,时多时少,与介绍业务的店里五五分成。陶红对待钱,有些特别的习惯,当她身份没有“转换”前,她喜欢像一只松鼠储备冬天的食物那样藏钱:枕头套里,铁架床的床底,抽屉里的日记本,装满衣服的箱子,空置的简易花瓶。

而现在,陶红每周都会去银行存钱,每个周一的傍晚,她就会把日元现金从柜子里取出来,一张一张地数,每张面额1万,数够20张,剩下的放钱包里做零用。有时柜子里的钱不够20张,她又从钱包的零用钱里拿出来添上,每次都存20万元整,像某种强迫症。

每三个月,陶红都会托回国的熟人带钱回去交给福建长平的父母,一次100万日元。因为从银行汇过去手续繁杂,还需要工资流水单,所以,大多数在日本打工的人,都是直接带现金回国,钱到了国内再兑换成人民币。好多次,我看到她集齐了厚厚一叠日元纸币,然后卷曲成团,裹上一层锡纸,据说这样就可以躲过过境安检。包好钱,她又会剪一块布,把钱缝在一件大衣里,完工后“拍照取证”,再给家里的父母说一声,最后交给帮忙的朋友。

陶红所挣的钱有大半都带回了国内,相对于她的三个弟弟,陶红并不能得到来自父母那种理所当然的关爱。她频繁寄回家的钱,被父母用来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但是新房子里却没有属于陶红的房间。

在工具与亲人之间,陶红总是不能做出那么明显的区分。每次我问她什么再回去,她都只是说,再看吧。

然而,即便如此,有时她也会觉得自己是个很自私的人。因为她内心时常存在的真实想法是,“有时候想着,哪一天我父母弟弟都不在了,我也就解脱了。”

有天夜里,我们关了宿舍的灯,躺在上下铺的钢架床上,就像学生寝室时代那样卧谈,她仍然丢不了声音里那种职业的嗲声嗲气,但她有时说的话,却与那软绵的语气构成强烈的反差,我记得,陶红给我说过最极端的话是:“等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就去自杀。”

去年,陶红终于拿到日本“绿卡”,正式与她的假“丈夫”渡边离了婚。那天,为了庆祝,她买了几瓶啤酒,学着《来自星星的你》里的千颂伊,用炸鸡配啤酒。

我曾问过陶红,她与渡边之间的婚姻到底有多假,她沉默着,没有说话。

本来,她的打算是回国再买套房子,做点小生意,成家过日子,但国内房价越来越贵,自己这些年又没有学到什么特别的技能,觉得回去的生存也不容易,所以最终的办法,仍然是那种暧昧的无可奈何。

我怕一眼就能看到的未来

“说忙不忙,说闲不闲。有空恋爱,没空相亲。”2015年年底我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条状态,此时,我已经历两次相亲了。

爷爷去世后,我频繁回老家处理杂事。老妈还是有意无意地提起谁的儿子与我年纪相仿,工作也还不错,他家大人到我家帮过工,性格也好,问我是否愿意聊聊看。

网盲老妈甚至在征得我同意后,认真地抄下了我的QQ号和微信号。

一个夏日午后,我回家,老妈让我赶紧换身漂亮衣服,穿上高跟鞋,末了还整了整我额头翘起的碎发。不久后,前屋邻居带了个小伙子过来,他礼貌地称呼长辈,介绍自己,并环顾了我家的大厅。老妈招呼我给他倒茶,和他拉起家常。

据介绍人说,他在市里当公务员,买了房,结婚了就买车,想找个合适的姑娘,年底订婚,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他临走前,我们互加了微信,但从来没有聊过。

后来听我妈说,他又去相了好几个附近的姑娘。本来差点和一个模样周正的姑娘订婚,但不知道从哪里得知那个姑娘交过很多男朋友,已经不干净,就掰了。

前些天,听说他和一个护士订婚了,孩子都快出生了。老妈说:“他又黑又胖,还挑三拣四,不晓得自己有多好呢。”

镇上的理发店设施简陋,我烫个头发只要80块,陪我一起去的老妈还跟老板还价:“烫这么小的卷卷还要这么贵啊,40块就够了!”

老板娘打完麻将回店里,看到我妈,立马拉着手聊起来,“你家女儿还没订人家吧?我哥的儿子也是个大学生,在上海做外贸,收入还可以,就是还单着,要不两个人认识认识?”

她们聊完后,老妈在店里老旧的日历上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并付了80块的理发费用。

过了两天,对方联系了我。他比我大8岁,说话很得体,有我喜欢的大长腿和沧桑感。我们聊各自的故事、喜欢的城市、工作的繁琐还有家乡的味道,但谁都没有说过对未来的打算。

我们像是网恋,过了那个热乎劲之后,话题就少了。直到一天晚上,他喝多了,半夜发了一堆语音给我,我听完一阵恶心,就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后来,直到我剪掉了那截被劣质药水烫坏的头发,他也没有再联系过我。

晃晃到2015年年底,90年的我在老妈口中已经是“翻过年来就是28岁的老姑娘了”,各路亲戚没见到我带男朋友回家,更是四处打探哪里有适龄青年。

年初,当我正在因为工作调动被派遣出国时,小姑给我介绍了一个很懂事的小伙子,叫理彬。据说他没谈过恋爱,刚毕业,目前在深圳找工作,比我小一岁。

一周的“你问我答”游戏结束时,他郑重地向我提议:“做我女朋友吧!年底订婚,明年结婚。”

所有曾经对求婚、结婚的憧憬,在这一刻好像都变成了灰白色。我一眼能看到未来,看到了结婚时的面无表情,怀胎十月的阴郁还有柴火灶前的眉头紧蹙。

“我现在还不想交男朋友,马上要出国了,一时半会也去不了深圳。你还年轻,找个比你小的姑娘好好过啊。”

他很懂事地表示他可以等我回来,可以到我想去的城市找工作,但没有理会我说的不想交男朋友这件事。

一个月后,我到上海办理出国签证,约见了初中同学,五天后我们确立了关系。我告诉理彬我有男朋友了,他祝福。

现在,他还在我的微信通讯录里,像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相亲后,我只想仓皇逃离

2012年夏,临近毕业,我选择到首都一家教育机构实习。

第一天晚上,我收到十七岁就来北京打工的堂哥的信息,“妮子,你现在有没有开始考虑终身大事。哥这里有一个好主儿,想给你介绍一下,人很好,就是不爱说话,将来你在北京,工作、房、车都没问题。”

从四线城市农村出来的我,听说这件事,顿感自己像踩在了棉花上一样,晕晕乎乎的。

定好周末上午见面,前一天的下午我便去了理发店理了头发。理发店的女老板收了七块钱,却把我的脑袋当作一件工艺品一样不停地修修剪剪,最后刘海修得如狗啃一般。

仓皇逃离理发店,我便去了堂哥的公寓。第二天,堂哥带着堂嫂还有孩子,以及我,前去相亲。

路上,堂哥大致介绍了一下男方。他三十不到,首都某区区长的儿子,小时候想出国踢足球受到家庭阻碍,养成了不爱说话的毛病。

车走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行人来到一个看起来比较朴素的小区。接通电话后,上面放下了电梯。一进门,里面与外面的朴实简直天壤之别。房间内分上下两层,清一色的明黄,屋内陈设古朴典雅,透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森严。

简单寒暄之后,男方母亲在果汁机前鼓捣了一阵子,端过来七八种原味水果汁,放在茶几上。

男生就坐在我的对面,他穿着毛格子衬衣,干净整洁,面容温和。面对一个陌生人,我尽管有些紧张,但还不至腼腆羞涩。他在他母亲的示意下,弓腰给我递过来一杯果汁,我看到他握着纸杯的手在微微发抖。

在家属们的示意下,我提了一个塑料短凳,在他的带领下去了楼上。而其他人就留在楼下谈话。

他一直在房间里安静地坐着,并不主动和我搭话,比我长两岁的他,从神情上看去更像是一个听话的婴儿。我问他平时都干些什么,他说除了上班时间,就在家里打台球。我注意到楼下的客厅里有一台一人高的电子屏幕,上面正上演着英国皇家台球比赛。

“你平时空闲时间也不出去兜风?”他摇摇头。

楼上同样是干净的明黄色,但我突然感觉到一阵窒息,意识到坐在对面的是一个心灵干净的自闭症患者。我也隐约察觉到我的堂哥,不过是男方父亲权势下,寻求庇护的一个普通小老百姓。

我的第一次相亲就这样结束了。回去的路上,堂哥得到我清晰的反对意见后,一路抱怨跑这一趟花的油钱。半年之后,堂嫂暗示我男方家还在打听我的消息,而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美满家庭。

保持联系的两个月里,他从没要过我的手机号

我91年出生,一本院校理工科毕业,回到家乡三线城市,是一个小公司的女技术员。在家人的催促下,我走上了漫长的相亲之路。

我相貌平平,没有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家庭背景是工薪阶层。这些条件在相亲市场上绝对是劣势。

家人一直觉得,我找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就可以结婚了,而我总觉得要找彼此吸引的人互相扶持,人生才不会灰暗。

总结这么多年,我相亲不成功主要是两个原因:一、对方往往非常在乎颜值,我不达标;二、对方要求女方的职业体面,例如公务员、医生、教师等,我也不达标。

因为这两个原因导致相亲失败,一度令我我非常沮丧,但后来也慢慢地坦然接受了——毕竟大多数人都很现实。所以,在日后的相亲中,我总会先打听清楚对方的要求,再决定是否见面。

在众多相亲经历中,我也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回忆。

我们在KFC见面,我先到,男生算是准时出现,又高又瘦,颜值一般,可我对高个男生毫无招架之力,尽管那天他穿了一件很旧的外套。

他比我大两岁,学计算机,想考公务员。因为我有朋友是公务员,所以还算有共同话题。回到家,我收到了男生的微信,他问我是否安全到家,我很开心,觉得有戏。

第一周,他没有约我,我的家人非常着急。我觉得他是腼腆,不善于主动,便主动约了他。我提前一周确定了约会时间和地点,他说可以,但到了约定的那天,我在去公交站台的路上收到他的微信,“这样的天还要出门吗?”

那天不过是个阴天,我不喜欢勉强别人,就回复他,“不出门也可以。”我心里觉得非常委屈,或许他是无意和我交往的,或许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所以才和我保持联系。我是个“备胎”。

保持联系的两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要过我的手机号,只是每天早上用微信给我发“早”。非常突兀、孤零零、毫无感情色彩的一个字。但我还是会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复他“早上好(笑脸)(阳光)”然后就是一天无话。

有时我会鼓起勇气找他聊天,他却像挤牙膏一般,问一句答一句。慢慢地,我也我不愿意再主动了。朋友问起我和他处得怎么样了,我只能尴尬地笑笑,因为我只在相亲那天见过他。

过年,大家都在放假,可他并没有约我。晚上我主动问他,他说和表弟去了科技馆。由此,我对他的耐心已经快消耗殆尽了。

我和他彻底说拜拜,是因为他撒了一个可笑的谎。

他喜欢发朋友圈,平均每天3、4条,有一天他更新朋友圈,却没有给我发“早”,接下来的三、四天我都没有收到。我就试着发微信给他,却没有回复。

半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他的道歉微信,他说:“我手机坏了,送到其它城市去修了,这段时间和大家都失去了联系,哈哈哈。”

关键是,这期间他还更新了朋友圈,我哭笑不得。

虽然他开始主动找我聊天了,但我最终还是删了他的微信。跟他相处过,我更觉得,寻找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真是太重要了。

我就像只垃圾股,被人幸运地绕开了

我的第一次相亲是在去单位报到之后,紧随着的。

热心的媒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脸上堆着老熟人似的笑,锐利的目光却早已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我不认识她,她是从我姨那儿得知我刚出校门的消息。

在她的安排下,我在一个政府机关的宿舍大院里,和一个男青年见了面。虽说是俩年轻人相亲,但从头到尾都是媒人和男青年的姑妈——某局长夫人唱着主角。这次相亲给我留下惟一的印象是局长夫人身形富态,衬得她娘家的侄儿越发单薄瘦小。

相亲过后一个礼拜,我接到媒人的电话,询问我对男青年的感觉。想起那个形容瑟缩的男青年在局长夫人面前赔着小心的样子,我婉言谢绝了。

媒人很惊讶,以很体己的口吻劝我:“哎呀,小伙子长得是不好看,可是长相又有什么关系呢,脸上又不能出大米。小伙子单位不错,条件好才是真的。不过怪我,这事儿不能急,你再考虑考虑啊!”

我哭笑不得,想不到相亲难,相亲后想说“NO”,更难。

又过了一个礼拜,媒人打来第二通电话,我还是坚持第一次的决定。媒人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你和小伙子处朋友不会吃亏的,小伙子的姑妈说了,只要你同意处朋友,他们家会想法子帮你调动工作。”

这次算是利诱了,但相亲市场上谈斤论两到了这个地步,真是让人无话可说。虽然我的薪水袋轻,可我回绝的语气是沉的。挂了电话,我落荒而逃。

然而,作为一名单身女青年,相亲是躲不掉的。

第二次相亲见面是在晚上,月黑风高,地点偏僻,走在赴约的路上,我感觉是两个地下党员要接头。

见了面,发现那位男青年老成持重,谨言慎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相亲没成。可是戏剧化的是,相亲失败后,这位男青年忽然好事连连,他一个月后升职,两个月后相亲成功,最终抱得美人归。

我和他相过亲这事也传开了。随着男青年身价看涨,我在很多人眼里,成了“有眼无珠”的典型。

办公室的一位阿姨当着我的面啧啧称羡这位男青年的春风得意,她说:“他找这个女朋友算是找对了,女方家的一位亲戚可是个大领导,他以后不愁升不上去了。”

她说话时,办公室里还有两三个待嫁的女同事一脸同情地看着我。我感觉讪讪的,仿佛自己是只垃圾股,被人幸运地绕开了。

男青年升职后,曾到我的单位里办事。他开着车,带着下属,派头十足,路过我办公室时,还似笑非笑地睥睨了我一下。后来,我偶遇他的未婚妻,她看我的眼光与她男朋友如出一辙。

我转而为自己的“有眼无珠”深深庆幸。

不过并不是所有相亲,都会让人不愉悦。也有“有心栽婚恋之花花不开,无意插友谊之柳柳成行”的事情发生。

曾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现役军官,据说他的优点就是特别孝顺长辈。在他休假来我家做客的时候,恰逢我爸生病,卧床不起,而我上班很忙,分身乏术,军官同志就张罗着送我父亲上医院,忙着服侍接送。他看我家有点乱,索性把袖子一挽,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让我爸直埋怨我妈没给他生出这么好的儿子,而我也只恨自己没有这样的哥哥。

军官无可挑剔,但我对他除了兄妹之情就再无其他。他闲暇时,把我书架上的书读了个遍,惊讶于我在工作之余还继续学习,而我也真心佩服他的孝顺。于是,一场长辈们殷殷期盼的相亲,最后变成了一场温馨的交友互动。

后来,我和我先生,还是由媒人撮合的。

听他说,在和我见面的头天晚上,他妈把一根棒槌往桌上一拍,对四仰八叉躺在床上的他厉声喝道:“相亲你倒是去不去?”我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刚下班,灰头土脸地就被我爸“押”着过去了。

我们都是久经沙场的“相亲老手”,练就了一身胡吹穷侃的本事。于是,我和他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男女,聊国际国内形势非常起劲,还就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事后,他家人好奇我们聊了什么,他说:“我俩在忧国忧民!”

可就这么歪打正着,俩人却成了。我的相亲历程就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相亲就像打怪

我把相亲称为“打怪”,和大Boss相遇之前,总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我不漂亮,双重性格,走上相亲这条道路之前,感情经历里除了暗恋还是暗恋。

从我23岁读研究生起,我妈就有了危机意识,她发动所有社会关系给我介绍对象。至今我还记得,2007年12月1日,我在静候第一个相亲对象到来时的心情,和旧时包办婚姻里,蒙着红盖头等待丈夫的小媳妇一模一样。

也是从那天起,到2012年9月11日我和大Boss过招,在将近5 年的时间里,我见过67个“小怪”。如果算上那些在网上聊着聊着就不知所终的,应该有上百个之多了。这些小怪的年龄从1974年横亘至1986年,学缘结构涉及文、法、理、工、农、医等九大学科门类,职业包括公务员、教师、军人、医生、职业经理人等等。

其实,相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尽管第一次见面,大家都“端着”,但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能判断出对面坐的这个人能否和你一起承担为人类繁衍血脉的历史使命。而这种判断标准,来源于所谓的“感觉”。

下面,我撷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小怪的故事。

小怪一:某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一落座,我就知道,我们相看两厌,尽管他严重口吃,还是坚持把他的择偶标准灌输给我。

他说:“我找对象的四个标准,第一,形象好,气质佳,能陪我应付各种客户;第二,城市独生女;第三,事业家庭能同时兼顾;第四,生活品质小资。”我艰难地听到这里,反问他一句:“什么叫小资?”他说:“小资就是不想做饭出去吃,括弧,不是路边摊。”听他这样界定小资,我很谦虚地对他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

小怪二:外科医生。公园见面,相亲首次遭遇查户口,我的各种经历,包括求学经历、情感经历、我父母的职业收入、我家几套房子都遭到了他的悉数盘问,就差问我是不是处女了。我和他并肩而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我在他的盘问中无趣地朝下看,瞥见他的袜沿上有两只小兔子。结合他外科医生的身份,《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变态安家和的形象倏地冒了出来,我吓得赶紧找借口离开。

小怪三:公务员。先电话联系,对方娘娘腔,回答问题的方式是连续三个绵而糯的“是的”或“不是的”。见面的时候,我又震惊了,他是一个不到一米七的谢顶小男人。言毕称自己是上海某高校的研究生。

他摘掉眼镜斜睨着我,说:“我平时上班很忙,都是在应酬,晚上九点之后才下班,跟你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你想问什么尽管问吧。”

我什么都没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扒完花他了18元的滑蛋西红柿拌饭,结束了战斗。

小怪四:科研人员。这个男孩儿对我特别好,连母亲节都记得给我妈买礼物,但是不知为何,我对他充满了急躁的情绪。

一次他看到我穿吊带裙的照片,对我说:“你看,你穿得跟个二奶似的。”

我冲他吼道:“你见过长成这样的二奶吗?”

“二奶哪有你有气质!”

6个女孩的失败相亲经历

我曾经想过和他好好了解下去,但我说服不了自己。两个人在一起要轻松和愉悦,但和他在一起,我总憋着一口气。

相亲打怪的过程中,我也曾和爱情擦肩而过。第49个小怪,是我的初恋,遇见他时,我已是28岁“高龄”,他30岁了。

他是一个古灵精怪的老男孩儿,多年来,古龙笔下的小鱼儿在我脑海中影影绰绰,终于像天降神兵般跳至我面前,怎能不让我欣喜若狂。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对你没感觉了。”

这句话使我如坠深渊,不知该如何收场。起初我很冷静,但是不久坏情绪反弹,我开始酗酒,开始像祥林嫂那样和所有我认识的人痛诉自己遭遇陈世美。甚至负面情绪持续累积,在出差时出现了梦游的症状。

时间是一味良药。

我和我先生通过相亲认识,半年后领证,9个月后举行婚礼,30岁时我怀孕了。

我很庆幸,千帆过尽终于找到了Mr.Right。他虽然是个口讷的人,却包容了我的各种无理取闹、撒泼打滚,多年的相亲在历尽波折之后,总算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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